数字经济对GDP贡献究竟有多大？

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有关数字经济究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作用的争议也在不断发生。为了回应这一争议，很多学者都对数字经济的贡献进行了定量的测算。综观目前流行的各种测算，一般都把数字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其贡献的衡量。然而，不同机构的测算结果在数量上相差却十分巨大。举例来说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（以下简称信通院）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（2020年）》认为，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了35.8万亿，占到了当年GDP的36.2%；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“十四五”展望研究报告》则认为，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仅为17.03万亿，约占全年GDP的17.2%。不同研究之间有不同的结果，这让人们不禁要问：究竟哪一个研究才是值得相信的。

那么，上面这些结果到底哪个对，哪个错呢？答案是，每一个都对，都有道理。之所以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差异如此巨大，是因为它们所定义的“数字经济”概念存在着不同。虽然数字经济这个概念十分火爆，但对于什么才是数字经济，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。联合国曾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过一个梳理，结果认为，这个概念事实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最为核心的层次是所谓的数字部门，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IT和ICT产业。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做一些扩展，加上数字服务、平台经济，以及共享经济、零工经济等必须依靠数字技术才能实现的商业活动，就构成了窄口径的数字经济。而在窄口径的数字经济基础上再进行扩展，加上所有数字化的经济，则构成了宽口径的数字经济。虽然这三个层次都被称为“数字经济”，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有差异，同样的，如果要测算它们的产值，也会有一定的差异。事实上，它们反映的是对不同经济现象的观察，都有各自的意义。社科院和信通院的测算则从不同角度衡量了我国“产业数字化”的现状，对于了解我国国情很有帮助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测算方式，都是在GDP框架中展开的。用它们来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也会遇到问题：首先，GDP的核算是以价格信息为基础的，这可能在测算数字经济的贡献时造成偏差。事实上，由于在数字技术支撑的商业模式中，免费、交叉补贴等现象普遍存在，这时如果我们简单地用统计的GDP去考察某个产业、某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，就可能造成很大的误解。其次，GDP的衡量指标是单维的，而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维的，这就决定了仅仅用GDP很难全面衡量数字经济的影响。再次，GDP是一个总量的指标，它很难被用来刻画数字经济带来的结构性影响。对于社会中的不同个体，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存在差异的。

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看到，数字经济本身的含义有多个层次，而其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多个维度的，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很难用单一维度、单一指数来全面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。考虑到这点，要准确衡量数字经济的影响，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善的、全面的指标体系。

首先，从经济维度上，我们可以继续用GDP来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，但应该考虑对GDP指标进行一些适当的修正，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，它依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，考虑到这点，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时，我们还是离不开GDP这个工具。当然，考虑到现有的GDP核算不能体现质量改善、福利改进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，在现有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，并用修正后的指标来作为主要参考。此外，考虑到人们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解本身存在着差异，可以考虑对不同数字经济定义分别计算一个GDP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为全面地把握“数字产业化”和“产业数字化”的发展趋势。

其次，在用GDP对数字经济的经济影响进行测算的同时，应该考虑构建多维度的评价体系，用来综合衡量数字经济的影响。数字经济虽名为“经济”，但其综合影响是远远超过经济层面的。显然，这种影响很难用GDP或者其他单一的指标来进行衡量，因此更为可取的一个方法是引入更多的指标，构建一个综合评价体系，用这个体系来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进行综合的评价。

再次，在构建总量指标的同时，应当构建结构性指标，用来更为全面地监控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。尽管总量指标是重要的，但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，我们往往需要借助于更为精细的结构性指标。例如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怎样影响财富和收入在人群之间的分配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引入基尼系数、收入流动性等指标。如果条件允许，还应该对不同人群分别构建和计算指标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谁从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得益，谁又从数字经济的发展中遭受了损失，而政策又应该如何对这些影响作出回应。

本期编辑：王    雪